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新中国诞生了。随着与新中国建交国家的增加，向建交国派驻大使便成为当时我国外交工作的一件大事。中央决定组成以军队干部为骨干的外交队伍。选调了一批兵团级干部出任第一批大使，人们都亲昵地称他们为“将军大使”。

    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

    1950年初春，一批身着军装、带着战火硝烟的将军，从各战区风尘仆仆地汇聚到京城，跨进了国徽高悬的外交部大门。

    时任解放军第七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的姬鹏飞调外交部工作是周总理亲自点将。时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耿飚接到调令赶到了北京。除了姬鹏飞和耿飚外，首任将军大使中的黄镇、韩念龙和袁仲贤等人也在战争年代初涉过外交。新中国成立前夕，一次震惊中外的“紫石英”号事件，使中英两国代表坐到了谈判桌上。时任三野第八兵团政委的袁仲贤因受中央之命，成功处理“紫石英”号外交事件，开启了日后数年的外交生涯。

    在1950年的第一批将军大使中，有几位虽然从没接触过外事工作，却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并在长期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别看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40岁左右，但个个都是能文能武的儒将。

    赴任前，为让这些转行干外交的将军更快适应“大使”这一新的角色，外交部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举办了培训班，学习班的地址设在北京前门外的新华饭店。在学习班上，外交部先后请来了各方面的学者、专家讲课。专家们分别讲述了国际法、外交史、领事条约、外交文书、国际法庭、联合国宪章、外交特权与豁免等。还举办了外交文书展览，展品中有国书、照会、备忘录、电报、会谈纪要等各式各样的文件。这些文件，将军们谁也没有见过，看后大开眼界。他们对这些即将使用的文件看得格外仔细，逐字逐句地琢磨。黄镇大使的夫人朱霖突然冒出一句：“这国书不就是介绍信嘛!”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室内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这期间，学习班还请了苏联、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的驻华大使介绍他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使馆工作情况以及外交工作体会。

    脱我战时袍   还我女红妆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这样描写过中国战场上的“娘子军”：女人不穿裙子不涂口红，与男人一样舞刀弄枪。在新中国第一批大使夫人中，这样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也不在少数。当时摆在她们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如何适应她们此前并不认同的所谓“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烫发、抹粉、涂口红，还要学习如何着装和西餐礼仪。在会上，黄镇的妻子朱霖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我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翻身解放。进城后我们应该为国家出力，而现在却让我们去当夫人，去当附属品，这对我们简直是罪恶，是污辱!”

    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派邓颖超来解决此事。邓大姐的“现身说法”，让女同志们对大使夫人的身份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了解。就这样开始耐着性子学习对镜梳妆、描眉点唇。此时，应付这些繁文缛节已经成为组织上交给她们的一项特殊任务，而她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认真去完成这一任务。

    为了尽快适应大使夫人的角色要求，夫人们一有空就穿上旗袍和高跟鞋，不厌其烦地反复练习。脚上很快就磨出了茧子，大家忍着疼痛继续坚持练下去。她们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早日成为合格的大使夫人，向组织交上一张满意的答卷。

    1950年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刚从苏联访问回来没几天，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要递交国书了。经周恩来同意，安排将军大使们在勤政殿旁边的小屋里，透过窗户纸的小窟窿，观看递交国书的全过程。

    仪式开始前，周恩来前来检查，他不让将纸窟窿捅得太大，说让外国人看见一排大窟窿不雅观，只准每人用铅笔戳个小洞。他还意味深长地告诉大使们：“洞虽小，但你们要善于小中见大啊。”

    就这样，将军大使们透过屏风上微小的缝隙，观看到了递交国书的全过程，也在实践中明白了“以小见大”所蕴含的深意。

    “伟大国家派来的伟大的大使”

    1950年，外交部对各大使的任命书开始下发，各领使命的首批驻外大使即将起程赴任了。跻身外交舞台的新中国将军大使，顿时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国外报纸刊出这样的评论：“在珍珠宝石成河的外交界，中国大使夫妇，男不戴勋章，女不戴首饰，表现出了新中国外交家的风格。”

    1950年10月1日，在斯德哥尔摩最大的饭店里，500多名来自瑞典社会各界的贵宾欢聚一堂，庆祝新中国的周岁华诞。这是中国驻瑞使馆举办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赴任不满两个月的耿飚大使穿梭于觥筹交错、衣香鬓影之间，身旁的赵兰香身着一袭传统丝绸旗袍，令众多宾客眼前一亮。

    席间，有人问耿飚：“你是将军，曾经带过多少兵?”耿飚笑笑说：“也就10多万人吧。”瑞典皇家海军最高司令听后肃然起敬，“啪”的一个敬礼，说道：“真了不起，您所率领的军队比我们全国的军队还要多。”  

    耿飚刚到任不久，便赶上了瑞典老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病故。当时耿飚正在丹麦筹备建馆事宜，就嘱咐驻瑞使馆写一封吊唁信函给瑞典外交部送去，表示对国王去世的沉痛悼念。那时候，中国驻瑞使馆还没有人懂得法文，于是就写成了英文，请使馆雇用的一个法语顾问将其翻译成法文，再由工作人员照着翻译好的内容一字一句地用打字机打出。吊唁函打好后，使馆秘书立即送往瑞典外交部。

    瑞典外交部礼宾司的工作人员一看吊唁函，立刻大皱眉头，使馆秘书感到很奇怪，就问发生了什么事，那位工作人员指着吊唁函说：“这个字不能这样写!”使馆秘书返回去，找到法语顾问一看，顿时冷汗涔涔，这下可闯大祸了。原来，使馆工作人员在打字时一时疏忽大意，其中一个词漏打了一个字母，原本“沉痛地”变成了“荣幸地”，意思截然相反。耿飚闻讯后，立即从丹麦返回瑞典重新打印吊唁函，并亲自送到瑞典外长的手中。瑞典外交部表示，他们认真地分析了吊唁函上下文的意思，确认这只是技术上的失误，而且大使本人亲自来道歉，重新吊唁，让人深深感到中国是一个礼仪之国。

    小失误险些酿成大错、耿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外交无小事”这句话的分量。

    1955年4月16日，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机场，很多民众早早就等候在这里，迎接前来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一行。当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缓缓走出机舱的那一刻，整个机场沸腾了!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一个身影始终寸步不离地跟在周总理身边，凝重而紧张的面孔与周总理从容淡定的神情形成了强烈反差，此人就是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

    1954年初，在印尼召开了万隆会议。然而会议召开前夕，发生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国民党当局企图暗杀周恩来。虽然周恩来一行临时改变路线而幸免于难，但此次暗杀事件的矛头直指周恩来，让黄镇大使不能不感到忧心忡忡。

    关键时刻用生命保卫周总理

    1955年4月16日，雅加达机场上，警戒森严，岗哨林立。此前，黄镇已经安排好了一些会武术、身强力壮的华侨分散在成千上万的欢迎人群中。大使馆成员更是全体出动，筑起层层人墙，用身体保卫周总理的安全。尽管安保工作布置得如此周密，但黄镇仍然不敢有丝毫懈怠。

    为转移视线，使馆共派出3辆一模一样的轿车到机场迎接总理。欢迎仪式后，按原计划总理应乘坐第一辆车，黄镇和夫人乘坐第二辆车紧随其后，可是就在临上车前，黄镇突然改变了计划，他朝妻子朱霖使了一个眼色，示意她坐上总理的车做掩护。

    看到丈夫出人意料的举动，朱霖先是一愣，随即明白过来了，她迅速和一名翻译钻进了第一辆车。机场外、大街两旁都是欢迎的人群，因为车上挂了窗帘，人们都以为车里面坐的就是周恩来总理。而此时，坐在车内的朱霖感慨万千，她心里想，如果真出了事，他们能代替总理也是值得的。

    在万隆会议期间，黄镇就是凭借这种胆识与谋略，保卫了周总理的安全，展现了将军外交家的一片赤诚。

    新中国这一批“将军大使”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新中国外交官的风采，赢得了所驻国人民的友谊和尊敬。在第一届任期满后，除个别同志返回部队外，多数同志继续战斗在外交第一线，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11位“将军大使”中，有6位先后担任了外交部副部长职务，他们是姬鹏飞、袁仲贤、耿飚、黄镇、王幼平、韩念龙。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先后共派出了20位将军大使。1984年底，最后一位在任的将军大使丁国珏离任回国。至此，“将军大使”全部退出了中国外交舞台。时光荏苒，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的将军大使们如今大多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独有的魅力与风采却将永久地流传下去……    

 (摘自《各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