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 全 顺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观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是一首我们在儿时读过的古诗，按当时的注解，这首诗反映了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沉重压迫。想想也对，是啊！养蚕人从栽桑、育种、养蚕……得付出多少汗水和心血，但他们却始终忙忙碌碌，衣衫褴褛，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何敢奢望绫罗绸缎！而那些四体不勤的人，凭什么过着锦衣玉食、招摇过市的生活。后来教儿子学这首诗时，细细体会，却总感到过去的理解未免失之偏颇。你总不能让养蚕人满身锦绣的去栽桑、养蚕、烘干、抽丝、织衣……而让社会的其它阶层身披兽皮吧。这首诗顶多反映了由于社会分工不同而出现的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现象，而绝不是什么阶级剥削之类的社会问题。我认为，无论社会哪个阶层，都应有“罗绮者”，当然，也包括养蚕人。这几年，陵川县盖城村栽桑养蚕的实践，就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盖城村，属附城镇，出陵川县城，沿陵沁一级公路西行二十公里处，左转、上坡，半里即到。其内视野开阔，耕地连绵。据《陵川县志》载，该村于唐高宗武德元年—武德九年设县城，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四专署驻守此地，是我市典型的革命老区村。全村255户，964口人，经营着1458亩耕地，共有35名党员。村容整洁，民风淳朴。

    栽桑养蚕是被“逼”出来的

    盖城村是我市的经济欠发达村，2007年以前，全村耕地大多种玉米，结构单一，效益低下。那时玉米的价格，顶多也就7毛多，按每亩1500斤产量算，毛收益不足千元，除去种子、化肥、除草等投入，不计投工，净收入也就500元，如果按每户平均6亩地算，全家年现金收入，也就是3000元。男劳力趁农闲外出打工。工资性收入也就5000多元，全部加起来不足9000元，这仅仅够维持全家一年的支出，说起这些，村委班子成员崔国华，扳起指头算了一笔帐：全家4口人，种着8亩地，全部种玉米。一年下来，除去种子、化肥、除草等费用，8亩地的纯收入也就3000多一点，这还是风调雨顺的年景，若遇上干旱少雨，收入会更低，他外出打工，顶多7个月，当时工资低，全年下来也就是5000多元，这样，全家一年的现金收入不足万元，而全家一年的粮、油、盐、衣等的支出是近3000元，应付门头差事得2000多，两个姑娘，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两人上学的费用也得个7000多元，这样，全家一年的总支出就得12000元，还不敢碰上亲戚朋友家的婚丧嫁娶，那样会更多，因此，即使全家平时省吃俭用，也是入不敷出，举步维艰。老崔又说：他那时在外打工，每晚躺床上，总是两眼盯着天花板，长吁短叹，真不知道往后的日子怎么过。说起这些，老崔一脸往事不堪回首的神色。

    其实，当时全村除去十几户有机动车跑运输的境况好一点外，大部分家庭都和崔国华家差不多，日子过得紧巴紧。支部书记冯永生说：即便像他这样的村官，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年底他还能领到5000元工资，但没有外出打工的时间，农闲时只能绕着村委办公楼打转，找不出一条发展本村经济的好路子。2006年年底，全村人均纯收入只有2760元，集体经济更是一片空白，这一年，因为搞“村村通”，村委负债40万元。因此，无论是村集体，还是农户，都被逼到了困境，不得不去寻找生路，这一重担，自然落在了两委班子的肩上。

    经过考察、学习，思索，他们决定栽桑养蚕。

    栽桑养蚕的效果

    养蚕行么？村民大会后，有人怀疑，有人担心，有人观望。

    新当选的村委主任焦志军，联合四户农户，率先成立了新丝路蚕桑专业合作社，承包了本村100亩撂荒地，于2007年春天，栽下了10万株树苗，当时，土地承包费、购苗款加上雇工费，总共投入了10多万，户均2万元，这对他们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社长焦志军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树是种上了，将来有没有收益，还是个未知数，当时，想的最多的还不是盈利，而是能否把本钱收回来，因为那都是农户的血汗钱，且大多是向亲朋好友挪借的，如果落个血本无归，我当不当村委主任事小，恐怕从今往后，再也没脸在盖城生活下去了。说起这些，焦志军又陷入了对过去深深的回忆中。这100亩桑园，经过精心管理，到第二年春天，漫山遍野，已是绿油油的一片，当时，他们买下了35张蚕种，养下了第一批春蚕，一个月后，摘下了5000斤蚕茧，记得当时的收购价是8元一斤，毛收入达到4万元，除去各种投入，净利润差不多2万元。由于看到了希望，事后，他们没有分红，而是又在邻村——新泉村承包了100亩撂荒地，栽下了第二批桑树。

    看到合作社有了赚头，村民们心动了，先后有96户加入了合作社，他们纷纷在自家的承包地里栽下了桑树。合作社对参社农户统一供苗，统一培训，统一供种，统一指导，统一收购，真正做到了“五统一”。一个家庭中，有一个青壮年男劳力，常年外出打工，在家的劳力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养蚕，种地养蚕两不误，何乐而不为。那么，究竟效益如何？社员冯忠义介绍说：他今年养了两张春蚕，产茧220斤，每斤售价16元，这样，毛收入是3500元，再养两张秋蚕，收入就是7000多元，基本够全家一年的日常支出，如果再累点，还可以养两张夏蚕，收入会更高。他种的6亩玉米，年净收入可达8000元，这就成了实实在在的存款。儿子常年在外打工，还时不时的来向他要“补贴”，虽属无奈，倒也高兴。说这些时，老冯的话语间，始终充满着满足，现如今，全村流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栽下两亩桑，花钱不心慌。

    今年，合作社又以一年每亩20元的价钱，承包了丈河村的100亩河滩地，全种了桑树，他们的养蚕方式也由过去的传统散养，开始向大棚养蚕转变，新建了6栋养蚕大棚，由过去的一年养两季，变为现在的一年养四季，连续七个月不间断，大大提高了养蚕的效益。合作社常年雇工有十几个人，临时雇工可达60多人，吸纳了村里的闲散劳力，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在合作社的带动下，除96户社员外，另有60户散户也在自己的承包地里种上了地埂桑，种粮养蚕两不误、双丰收，实现了种地收益的最大化。去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752元，比五年前差不多翻了一番。如今，当你走进盖城村，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栽桑养蚕给他们带来的变化，特别是到收茧时节，户户忙碌，院院茧香。

    栽桑养蚕的思考

    思考一，这一产业还能否继续规模化。

    调查发现，目前，盖城村的栽桑养蚕已到了极限，很难再继续扩展下去。由于举家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土地撂荒严重，因此，耕地不是制约盖城村发展蚕桑的主要问题。据了解，比较效益和误工因素，才是主要因素。从比较效益讲，一亩玉米的产量是1500斤，去年玉米的市场价是每斤1.1元，那么，亩毛收益就是1650元，而一亩桑园的效益也高不了多少，况且蚕茧价格的波动性大，养蚕也充满着风险。从误工上讲，养一张蚕，需38个工日，而种一亩玉米，从种到收也就10个工日，因此，恐怕很难再去调动农民改粮种桑的积极性。而要想扩大栽桑养蚕的规模就必须提高蚕茧的价格，而想提高价格，则必须在本地建一个缫丝厂，而要想建缫丝厂，周围的养蚕又必须达到一定规模，这似乎陷入了一个“恶性怪圈”，让人徒叹奈何。

    思考二，政府支持的力度有多大。

    政府的支持，既包括资金的扶持，也包括技术、培训、销售等诸多方面的支持。盖城村，既是革命老区村，又是我市的首轮贫困村，也是我市今年确定的“一村一品”村，这几年，除享受到了5万元扶贫资金的扶持外，目前，还未得到过其它方面的支持。由于乡镇的农技推广体系现在是“线断、网破、人散”的局面，因此，农技员就很难覆盖到养蚕户，养蚕户的经营，从规划、发展、管理等一系列环节，就缺乏应有的技术性指导和系统的培训，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户的积极性和养蚕的效益。

    思考三，城乡一体化，究竟还有多少路需要走。

    实践证明，农村发展的唯一出路，在于取得与城市同等的公共资源配置，从而实现城乡的互动融合。“统筹城乡”，虽只简单的四个字，但它所涉及的内容却十分宽泛，万般复杂。对于像盖城这类村来说，重点只有一个：如何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增收，则必须有强大的产业作支撑，做强产业，则必须区域规划，版块推进，合作社引领，市场化运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
“遍观罗绮者，应有养蚕人”。我想，这才是理想的状态。